森林枯死病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。西德森林枯死病事件，是指受酸雨影响引发西德740万公顷森林相当一部分遭受污染而枯死。截至1983年，每年枯死蓄积量超过同年森林生长量的21%，34%染上枯死病，先后有80多万公顷森林被毁。在巴伐利亚国家公园，几乎每棵树都得了病，黑森州海拔 500米以上地区的枞树也相继枯死，汉堡也有3/4的树木面临死亡。在鲁尔工业区的森林里，秃树、死鸟、死蜂随处可见，居民的生活更是受到严重的损害。因空气污染，这里每年有数万儿童感染特殊的喉炎症。此次事件，也因此被西德社会环保组织称为“生态广岛事件”。

促进西德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。森林枯死病事件发生后，西德不仅相继出台了系列严密的森林修复措施，还促进政府制定颁布了更加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，建立起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。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。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，环境保护运动就开始登上了西德政治舞台。1969年政府换届，现代环保政策与法律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得以锚固。1974年西德出台了《联邦污染防治法》，之后在其基础上针对西德地区的森林枯死病事件，1985年颁布《赤枯病防治条例》，1987年颁布《植物保护信息分类管理条例》，1989年颁布《植物检疫条例》和《联邦物种保护条例》。这些法律不仅规定了林场主对林业适用地、保护能力的责任，还涉及周边企业对森林保护的责任，从而将森林保护条例进一步具体化和条例化，为森林保护事业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。除此之外，西德政府还制定了针对大型企业排放标准的《有害物排放法》《水法》《废物处置法》等，从而完成从事后追责到事先防范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型。

创新环保技术建立了生态数据库。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四级标准为依据，西德建立了现代化环境监测设施，以减少有害气体排放。一方面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监测迫使污染型企业升级了环保设备，促进了西德企业环保技术的创新。另一方面，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态环境数据库，创新了相关科研人员对森林系统研究的方法，更新了西德森林生长和死亡的真实数据。同时，一些专家学者借助生态环境数据库，在有害物质对人类的影响、污水处理的新方法、空气脱硫脱氮、研制无污染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。

唤醒了民众环保意识。森林枯死病的发生引起了西德民众的重视，随着环境大讨论的不断深入，不仅促使环保议题逐渐由普及森林保护知识、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向反对公路机场大型污染场域等议题扩展，还增加了如环境和自然保护联盟等环境团体的数量和影响力，唤醒了民众的环保意识，从而使该地区环保事业逐渐向职业化和建制化转变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，以往森林枯死、乌烟瘴气、废水肆意的鲁尔区森林恢复了生机，空气变得清洁，水质得到明显改善。

经过一百多年的生态环境治理，如今的德国已经从森林枯亡、江河污染、粉尘漫天的生态危机中走出，其成功转型经验，可以为广大传统工业国家提供借鉴。

协同合作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。如何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?从西德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可以清晰看到，一是政府积极主动引导，二是企业严格执行、民众积极参与。对于我国来说，一方面，在国家层面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环境治理体系，制定多层次的环境立法，加强环境单行法和部门法之间的密切联系。另一方面，还需要企业创新环保技术，促进工业生产从高投入、高消耗、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生产方式，向低消耗、低污染、高效益、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。同时，相关专家以及社会环保组织应积极为生态环境治理建言献策，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有关环保规划、环境立法、司法和执法各个环节中去。此外，加强三方协同合作，打通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环保行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绿色发展，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环境治理效能。

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赋能绿色发展。经济结构调整、产业升级为西德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势能。对于我国来说，需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情况，推动产业结构由低水平、低附加值、低开放度、高污染与高资源消耗基础设施向高水平、高附加值、绿色化和高开放度升级。在具体行动中，一方面，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新发展结构。另一方面，在新旧产业集群重构的波动中赋能绿色发展，创造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。

绿色科技经济手段增强环境治理成效。从事后追责到事先防范的环境治理手段和绿色环保技术的创新，为西德治理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技术支撑。对我国来说，一方面，需要彻底根除一些西方国家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思想观念，从根本上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及其综合治理。另一方面，还要完善相关的环境补偿措施和环境污染惩罚措施，规定工业部门和企业必须为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后果，将排污者污染的责任具体化为经济赔付行为。此外，在现实举措中，可以通过制定能源税、电力税、汽车税、垃圾污水处理费等生态税费改革，建立碳交易体系和排污交易权体系，灵活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促使企业和民众节能减排，打造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适度的社会风尚。